1979年9月，贺子珍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里，坐在轮椅上，频频询问关于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的安排。她由于左腿不便，已经很久没有离开病房，身体也不适合长途奔波，但这一次，她表现得特别坚定：“这次到北京，我一定要见见主席。”这并非简单的参观之旅，纪念堂内安放的不只是毛泽东的遗体，更是她与毛主席十年来革命生活的沉重回忆，井冈山的战斗、长征中的艰辛以及延安岁月里的相互支持，都与这个名字紧密相连。为了实现她的心愿，上海的医护团队特别陪伴她前往北京。出发前的两天，医生和护士不断劝导她量力而行，并为她准备了一条洁白的手绢。贺子珍握着手绢，直到她离开纪念堂，也毫不放松。她乘坐轮椅从正门缓缓进入，首次看到前厅的毛主席坐像时，内心的情感涌动，她忍不住痛哭流涕。她的女儿李敏、女婿孔令华、外孙孔继宁和外孙女孔冬梅陪伴在侧，向坐像献上花圈，缎带上写着：“永远继承您的遗志，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、女婿孔令华敬献。” 随后，贺子珍在毛主席坐像的身旁留下了一张合影。其实，这并不是她与毛主席的私人合影，而是与家人一起在主席像前的合照，因为瞻仰遗容的区域禁止拍照，这也使得这张照片成为她与毛主席的“最后一张合影”。走进瞻仰厅后，贺子珍的情绪再次崩溃，泪水止不住地流淌，推轮椅的护士靠近她，轻声说道：“姨妈，别哭，您要保重身体。”贺子珍默默咬住手绢，努力克制住心中的悲痛。这份克制背后是一段漫长的等待。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，贺子珍与毛泽东重聚，那是他们二十年后的再次相见，尽管短暂，却让她铭记在心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像革命时期那样生活在一起。贺子珍的一生和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紧密相连；她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，兄妹也都投身于革命事业。在井冈山时期，她负责机要、护理和通信等工作，始终处于危险之中。战争所留下的伤痛，尤其是身体内残留的弹片，一直影响着她的健康。1976年9月9日，当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，身在上海养病的贺子珍悲痛欲绝，她用黑纱覆盖在毛泽东肖像上，郑重地行了三鞠躬，并让亲属前往北京，代替她向这位多年未见的战友致以敬意。因无法亲自到场，她心中的遗憾无以释怀。1979年，情况开始转机。6月10日，新华社发布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，并刊登了她与外孙女孔冬梅一起看画报的照片，这引起了众多老战友的关心。当康克清、曾志、彭儒等人前往北京看望她，回忆起战争岁月时，病房内难得热闹起来。对于贺子珍来说，这项职务不仅是一个头衔，她曾向医护人员表示过：“我还想工作，也想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。”为恢复左腿的功能，她在餐前坚持进行走路练习，护士们扶着她在病房内绕行，尽管汗水湿透了衣服，她依然不肯轻言放弃。有趣的是，尽管她的身体愈发虚弱，她却从未愿意把自己视为一个需要照料的病人。她渴望锻炼，希望见老战友，对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的愿望则更是执念。她的北京之行，既是探望，也是一种告别，那是对曾共同度过岁月的深情回首。贺子珍在北京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，随后按组织安排回到上海继续养病。1984年4月，她的病情突然加重，医生们全力抢救，而她的哥哥贺敏学、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则在外守候。4月19日下午，贺子珍安详辞世，享年七十四岁，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她留下的遗物寥寥无几，除了一个革命伤残军人证，便是伴随她多年的几块弹片。而那张在毛主席坐像前的合影，则将她晚年最重要的愿望定格在了1979年的北京。